“党内政治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两个重大命题，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文化上的战略设计和路径。虽然党内政治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价值功能分别服务于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是两种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但两者又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具有高度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统一性。在生成逻辑上，二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在价值逻辑上，二者都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核心内容，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价值取向；在发展逻辑上，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引领和推动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第四方物流能够推动供应链信息共享、协同合作并加载多元商业模式，为县域零售企业破解物流能力瓶颈、拓宽盈利渠道及提升营收规模提供一条可行路径。本文基于一种第四方物流框架，以唯一跻身中国便利店前二十强的县域连锁零售企业——壹度便利店为案例，探究并总结在县域发展连锁零售企业的可行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构建完整的县域信息化物流体系，向第四方物流模式转型是县域连锁零售企业发展的可行路径；基于高效物流开展实体门店和社区团购等多元盈利模式，能够实现复用降本和协同增效，以管理模式的变革促进零售企业规模的提升。因此，县域零售企业应当加强物流建设，借鉴第四方物流模式，加载多元商业模式，节约运营成本并拓展盈利渠道，以实现连锁化发展。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地位识别的各类基准梳理可见，评价一国是否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还需考虑到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要素报酬获得能力所处的水平，即该国人均GNI与人均GDP比值是否长期处于小于1这个发展状态。在人均GNI与人均GDP比值上，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模式的对外依存性，中高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贡献相对有限，高科技创新领域的短板较为明显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等结构性问题，使得中国的要素报酬获得能力相对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上，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为实现经济更高水平的发展，需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加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贸易多元化与国际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提升贸易竞争力。

2024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0%，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顺利完成年初制定的5%左右增速目标。展望2025年，全国人口减少、市场预期偏弱、支柱产业调整、地缘政治风险、能源格局变动等国内外因素仍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格局，且需求收缩大于供给，整体依然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汇率及货币风险、贸易摩擦风险等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5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运行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应该以需求、供给双扩张为主，以市场环境管理为辅。

搜索引擎作为特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难以完全适用法律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原则性规定，需要制定搜索引擎个人信息删除义务的特殊规则。应以搜索引擎自身的特性、处理行为的法律风险及现行法律规范的局限性作为规则制定的正当性基础，以平衡信息主体、搜索引擎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构建规则的价值取向。从搜索引擎个人信息删除义务的适用情形、删除义务的范围和删除义务的履行方式等方面构建搜索引擎个人信息删除义务的体系。

大学文脉是大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凝聚形成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并通过校园空间规划布局、建筑形式、景观营造等得以体现。大学文脉的传承对于彰显办学宗旨、提升校园品质、增强师生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从北京交通大学的实践探索和我国大学发展历程看，通过空间布局传承大学文脉的基本路径可考虑三个方面：适度创新，保持整体建筑布局与原有风格一脉相承，于“循古”之中添新意；运用校园文化符号延续、深化文化内涵，展示校园发展的“前世今生”；构建特色文化带展现校园发展脉络。

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成本，推动数字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服务创新。本文基于数字可供性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对综合汽车服务商J公司实施两阶段行动研究，探索企业通过数字生态系统实现跨界服务创新的过程机制。第一阶段是构建数字生态，通过跨平台数据共享可供性和人与数字平台协同的行动网络，形成跨界服务的创新基础；第二阶段是赋能数字服务，通过跨平台资源整合可供性和人与AI协同的行动网络，形成跨界服务的创新应用。行动研究结果表明，行动研究过程框架可以成为指导企业实践的有效工具，促进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沟通，同时，可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推进理论发展。实践中，企业应重视数字平台对数据整合的关键作用，认识到构建数字生态系统实现跨界创新是动态过程，关注其为企业协作竞争提供的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结党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围绕“什么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怎样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交通运输业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减排成效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影子价格方法，对2010-2020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交通运输业碳减排成本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从公平和效率视角出发对各省份的碳减排潜力进行评估，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影响碳减排潜力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中国各省份交通运输业碳减排成本波动上升，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各省份碳减排潜力差距较大，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影响碳减排潜力的因素主要有科技投入、运输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信息化水平，其中科技投入的增加是降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为切实推进交通运输业碳减排，应努力降低减排成本，充分挖掘减排潜力，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减排。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出追求量化生产的低效旧质生产力的迭代升级，这一生产力的跃迁过程体现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思路和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新时代，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生产力概念，极具前瞻性和引领性，需要深刻洞察加以把握。从“新在何处、因何而新、如何为新”的生发思路来看，新质生产力“新”在经典理论的新内容、超越既有生产力的新范式；是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实然需要，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的应然举措，是塑造国际新型竞争力的必然对策。其践行路径最终指向新动能、新产业、新科技和新人才四个方面。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以及可版权性问题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若以传统的思路，则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备可版权性，故而需要转变法律思路探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保护路径。以客体方面作为进路，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人的意志的延伸，人工智能是以辅助的方式对人的意志进行描摹；以主体方面作为进路，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被定义为特殊的职务作品，也可以被认定为特殊的合作作品，由此，自然人或法人可以获得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在著作权的具体归属上，可以借鉴开源软件的思路予以解决。可以参考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实现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的确认，也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更新在不更改立法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的合法性提供法理基础，还可以通过公权力干预的方式来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审查与监管机制。

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已形成多种类型铁路运输公司并存的竞争格局，优化治理已成为铁路运输公司的必然选择。目前，改制后的铁路运输公司已实现了经营机制转换和配套制度建设，公司治理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普遍存在治理体系布局未理顺，治理结构构建不科学，治理机制运行不完善等问题。从包神铁路集团市场化运营的实践探索来看，优化公司治理是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应加强治理体系布局的系统性，重构母子公司权责界面，推动市场化管理；提高治理结构科学性，进一步明确治理主体的权责界限，建设实质性董事会和提升外部董事作用；确保治理机制有效运行，加强监督、考核机制，完善交流机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加快产业升级与转型是发展的重中之重。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技术衍生物，是一种有别于单一行政制度安排或市场制度安排的混合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能利用外部规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又能从企业内部激发转型升级的动力，有助于破解以往我国产业升级的难题。本文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从三个方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小企业标准化和个性化发展，促进企业内部生产效率和素质升级；打破地理距离的客观限制，实现产业虚拟集聚，有效促进资源的高效弹性供给配置；放大龙头企业的“网络效应”，加快产业升级所需要素聚积，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升级。作为一种混合制度安排，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系统性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中，市场主导的制度安排激发企业活力，行政主导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升级。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理论问题。学术理论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形成历程、显著特征、优势建构、重大意义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理论研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层次多重逻辑关系、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视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方法。

自动驾驶的发展给机动车辆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监管创新。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兴起于金融科技监管领域中的监管沙盒引入到自动驾驶监管中，通过立法构建了自动驾驶监管沙盒，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宽松、安全、法治的外部环境。设计用来排除影响自动驾驶发展和应用的诸多法律障碍的法律豁免机制构成了自动驾驶监管沙盒的法律内核。与其运行环节相对应，自动驾驶监管沙盒的制度体系主要由沙盒准入制度、道路测试和应用实施制度与沙盒退出制度组成。当前，鉴于机动车辆监管体制的复杂性和自动驾驶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也亟需借鉴前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启动国家层面的自动驾驶专门立法，着力推行监管思想和范式的创新，加快构建自动驾驶监管沙盒。

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检验金融科技对我国区域金融风险影响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具有双门槛效应，该结论对金融科技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同样适用；总体上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合理区间，有利于对区域金融风险的防控；金融科技对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具有空间效应。因此，未来我国应深刻认识把握金融科技的发展规律，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将金融科技监管纳入现有监管框架，持续健全金融科技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要素流通，推动区域间金融科技协同发展和金融风险协同治理。

针对动态风险环境下供应链采购决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基于马尔科夫链理论构建多周期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以优化供应链韧性、可持续性与成本效益的协同决策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灵敏度分析发现：结合马尔科夫链的决策模型能有效刻画供应商状态的动态演化特征，为企业提供科学的采购决策工具；供应链采购决策中，成本、服务水平和环境绩效存在内在冲突，企业需动态调整目标优先级；多源采购策略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但需权衡多目标之间的冲突；紧急采购策略虽能缓解供应链中断风险，但需动态平衡其成本与环境影响。基于此，制造企业可构建包含多层级、多供应商的供应网络，建立科学的供应商评估体系，开发决策支持工具，以应对供应链管理中面临的多重目标动态平衡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问题也随之产生，如何认定和处置互联网金融商业宣传违法行为是经济法治建设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无法充分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新变化，面临互联网金融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的规范困局，反不正当竞争规范与互联网金融消费场景不匹配，互联网金融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的认定规范缺位。规范互联网金融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的认定，应在准确把握传统认定标准的理论假设，深化有关认定标准基础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基本思路，即以行为不正当为核心线索，以“是否扭曲消费决策”为核心对象，以“形式+实质”为核心内容。互联网金融商业宣传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的规范构建，应把握认定标准中的关键环节；设置信息合理披露的形式标准，包括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充分性、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等标准；设置适当性义务延伸的实质标准，包括有效呈现风险收益关系、中立客观、合理注意商业宣传对象间差异等要求，构建互联网金融产品、商业宣传与消费者之间的适当性标准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生身体素养指标体系是实现身体素质科学评价与有效干预的重要基础。运用Meta方法，从国内外文献中筛选并提取身体素养评价指标，采用CRITIC-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构建大学生身体素养指标体系，并对1 196份大学生样本数据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身体素养整体呈现行为习惯主导、认知与动机协同支撑、身体能力基本保障的多层次特征，但各方面表现不均衡，尤其在行为落实与认知转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有效提升大学生身体素养的整体水平，大学体育教育应注重强化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核心，建立贯穿课内外、连接认知与实践一体化的身体素养促进机制。

区块链技术是港航企业推动港航供应链协同与数字化升级的重要工具，但港航企业区块链技术的采纳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学术界主要围绕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通过全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技术因素是港航企业区块链技术采纳的关键影响因素，区块链的技术特点对港航企业区块链技术采纳产生了双重影响，既是驱动力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组织因素作为港航企业区块链技术采纳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决定着企业的采纳行为和决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保障、政策监管和市场需求与社会影响三方面。未来，应注重针对区块链技术特点和不同类型对港航企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加强对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进一步丰富研究视角，使港航企业区块链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深化。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在2035年实现“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当下，我国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以新技术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资源结构性配置、产业结构深度升级以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均存在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与短板弱项。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梗阻，通过拓展多元化合作对象、缩短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错位周期、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同步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化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等举措，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城市路网交通流量的动态特性使得城市危险品运输风险评估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危险品道路运输风险评估应充分考虑城市路网的动态特征，以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本文基于期望风险的评估框架，考虑城市交通路网的动态变化特征和车辆行驶速度变化，将危险品运输视为一个风险随着时间在各路段逐步累积的过程，进而构建动态风险评估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动态路网特性提出的城市危险品运输风险评估方法，能够较为精准地评估危险品车辆在动态路网中的风险水平；车辆行驶速度对危险品运输的风险水平影响显著。因此，企业可利用动态风险评估方法优化运输路线，相关管理部门可参考该方法制定更科学、有效的运输策略，提高运输安全的精准化管理水平。

现代化是孕育现代文明的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根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具有总体性的深远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围绕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行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促进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和谐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根基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发展，使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创新与超越中得到充分彰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物质基础、提供政治保障、巩固文化魂脉、凝聚社会力量、筑牢生态支撑，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要获得稳定持久的发展并始终具有超越性的文明比较优势，需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产业规模偏小、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发展瓶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选取国产大飞机产业作为典型案例，通过系统分析其产业特征与发展困境，试图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内在规律。研究发现：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是摆脱上述双重困境的根本途径，为此，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战略性支柱产业”这一理论概念。进一步研究认为，在实践层面需要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重要作用，通过持续培育，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从而充分释放其战略价值。培育壮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不仅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解决方案，更是突破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

随着数字平台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核心枢纽，不同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的交互现象日益普遍，如何理解数字经济情境下平台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助力平台企业制定差异化的跨平台协同战略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借鉴自然生态系统中要素的跨生态系统流动，可系统探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的交互机制与模式。研究发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交互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这种交互影响机制的形成源于数字平台在数据共享、用户迁移和动态演化等方面表现出的互联性特征；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的交互可划分为基于规模扩张和基于功能互补两种基本类型。这两种交互类型既可以在单一企业主导下实现，也可以通过多家企业的协同合作得以构建，体现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交互的多样性与灵活性；通过深入分析用户在数字平台间的流动规律，可识别出三种典型的交互模式：用户在数字平台间流动与扩散，用户与互补者角色互换，平台周期性交互激发用户季节性迁徙。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平台企业应根据对用户行为的预测，制定差异化的跨平台协同战略。

ESG作为一种新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从企业附加价值升级为决定企业生存的核心要件，从股东至上的治理理念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的治理理念，引导着公司治理范式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给现代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ESG趋势下，需要对公司治理进行全面改造与重塑：在公司目的中引入ESG理念，使其成为指导公司运营与治理的根本准则；改造公司治理机构，对股东会和监督机构进行ESG赋能，在董事会层面创设ESG委员会；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塑董事承担ESG责任的义务体系，构建起全新的ESG公司治理机制。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低空资源深度开发利用而产生的经济形态，由飞行器研发制造产业体系、低空基础设施体系、低空基础制度体系、低空空域保障体系、低空安全保障体系、飞行服务应用产业体系这“六大体系”构成，在重大技术创新和丰富应用场景“双轮”驱动下，呈现出低空资源要素化、空地活动一体化、价值创造规模化等特征。目前，我国低空经济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要坚持供给先行，以低空科技创新和空地资源一体化开放和开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品质的供给更好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针对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治理二者关系的研究缺口，本文从平台数据资产流动性与安全性平衡视角，基于多重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发现：平台人工智能的能力在提升数据资产流动性的同时会降低其安全性，因而人工智能的能力对平台总效用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存在最优的人工智能能力区间；平台人工智能的最优能力区间主要受平台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平台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程度两个内生变量，以及数据信噪比和市场稳定性两个外生变量的影响。据此，制造业智能化过程中，产业可从人工智能风险厌恶、信任程度、数据质量和市场稳定性四个方面构建促进产业升级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思想道德偶像供给模式是以偶像为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的思想分配形式，作为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方式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思想道德偶像供给模式实现了重大转变，思想道德偶像供给结构、供给渠道更加多元，偶像供给的社会、政治、道德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但随着以互联网等媒体尤其是以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普及，社会思想意识领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思想道德偶像供给模式面临“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新环境”的挑战。因此，应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遵循思想道德偶像供给的基本逻辑，创新思想道德偶像供给模式。着力强化思想道德偶像供给的政治功能；提升思想道德偶像供给的整体公信力和空间控制力；提高思想道德偶像供给的科学性，增强文化内涵和文明意蕴；切实加强重点对象的思想道德偶像供给并注重偶像的自律笃行。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智时代的领军技术，在政策传播中的应用突出表现在政策传播结构各要素的智能化提升和传播结构整体的不断优化等方面：使政策传播主体形态发生变化，并向人机交互-人机同构-人机共生的方向发展，使政策传播内容的生成方式发生改变，提高政策传播信息供需匹配效率，促进融媒体的发展和智能化，整体上改善和优化政策传播结构，推动政策传播健康发展。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策传播中的应用极其复杂，也将面临不可忽视的风险，如政策传播主体“把关人”地位的弱化、政策“信息茧房”的加固、“政策舆情”的扩散失控和“政策谣言”不断涌现等。规避这些风险，需要提高全民对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的深刻认识；加强全社会的科技伦理道德建设，着力提升政策传播主体和受众的技术伦理素养；重视政策传播的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依法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