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推动创新的有效载体，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重视的研究议题。通过梳理2006-2021年发表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文献，总结提炼出当前国外的研究热点主题：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特性与组成，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动力、过程与机制，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目标、主体与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创新生态系统网络关系与逻辑机制、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路径与机理、基于数字化情境的创新生态系统内参与主体关系是创新生态系统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国外研究启示我们应基于文化、信任、非正式结构等中国管理情境进行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形势，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协同化运作对于跨境电子商务进一步发挥新业态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以产品供应商和跨境电商平台构成的二级跨境电商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消费者需求受到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努力水平的影响，构建产品供应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基于需求预测视角分析需求和税率不确定情形下协同激励机制对供应链成员协同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平台总会因协同获利，而产品供应商的协同策略选择与消费者对于平台服务努力水平的敏感系数和税率状态的先验概率有关。当敏感系数位于中间水平且税率状态的先验概率满足一定条件时，跨境电商供应链存在帕累托优化的可能性，即恰当的协同激励机制可以促使产品供应商采取协同策略。需求不确定性和产品供应商议价能力正向影响最优转移支付的值，且协同激励机制的实施难度随跨境电商平台需求预测精度和税率的减少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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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大数据公共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学者们竞相研究的热点论域。自学界公认的大数据元年即2013年以来，国内学术界输出的“大数据公共治理”相关研究体量较大，现阶段亟待对其进行科学评析和综述概览，以回应“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实践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2013-2020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的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中“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其研究热点主要聚焦治理范式、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研究脉络中“电子政务、云计算、政府网站”等相关主题的研究热度趋弱，“路径、精准扶贫、开放政府数据”等相关主题的研究热度渐增。研究发现，“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整体上呈现出研究主题重返人本主义、研究内容追求实用主义、研究方法走向“第四范式”等特点。未来，“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相关研究将在研究内容上更具“技术”特征、在研究主题上更关照社会现实。

利用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要素作用转变视角系统探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分别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人口、经济和技术三种主要碳排放要素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SFA测算方法下技术进步在数字化驱动减排过程中的门槛异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后发劣势，非特大城市以及三、四、五线城市将是未来数字化驱动减排的难点和痛点；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明显改善传统经济要素、人口要素与碳排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却引发了技术要素的回弹效应；技术水平在数字经济减排效应中发挥着“双门槛”作用。因此，应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进城市群和智慧城市建设，强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人才培育，积极推广碳交易制度，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基于跨体系数字化转型理论，从管理模式转型的视角，以字节跳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实现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的过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字节跳动通过创新型文化的构建、自驱型组织的打造和协作型平台的应用，实现了从KPI到OKR的管理模式转型。由此，从管理模式转型视角提出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的过程模型，即通过创新型企业文化、自驱型组织结构和协作型技术平台，推动企业从科层制管理模式转型为网格制管理模式，形成适应数字经济环境的管理模式。本文为跨体系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情境化的过程机制解释，为企业形成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用户需求和内部管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新型管理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辩证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植根中国大地的创新之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研究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性话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重大意义等，学界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为推进研究的不断深入，应拓展研究视野，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丰富研究内容，强化基础性理论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比较研究相结合等。

平台生态系统作为资源整合的有效载体，能够加强对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吸纳，为供应链协同提供物质基础。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对恒盛集团进行单案例研究，探究平台生态系统赋能供应链协同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为供应链协同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平台生态系统通过集采集销、智能调度、数据共享、产学研融合、供应链金融分别赋能供应链商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协同；“五流协同”可有效降低供应链交易成本、提高供应链运作效率、减轻供应链牛鞭效应、提升供应链创新水平、优化供应链资金流动，从而实现供应链协同效应。因此，企业可通过构建平台生态系统，助推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协同合作，促进价值共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低空资源深度开发利用而产生的经济形态，由飞行器研发制造产业体系、低空基础设施体系、低空基础制度体系、低空空域保障体系、低空安全保障体系、飞行服务应用产业体系这“六大体系”构成，在重大技术创新和丰富应用场景“双轮”驱动下，呈现出低空资源要素化、空地活动一体化、价值创造规模化等特征。目前，我国低空经济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要坚持供给先行，以低空科技创新和空地资源一体化开放和开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品质的供给更好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自我革命”称作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并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认真研究把握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有助于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意义。

全球价值链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扩张后转向停滞与收缩，区域化属性日益增强，无形资产作用愈加凸显，全球价值链发展模式分层与利益分配固化成为新特征。原本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技术进步、经济特征、政策环境等主要驱动因素都发生了逆转，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速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与主动权，我国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融通生产与消费，塑造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联动“引进来”与“走出去”，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抓手，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方能更好适应新阶段发展需要，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果蔬农产品在采后受外界温度影响极易发生品质劣变，冷链物流技术能够有效保持农产品的新鲜度，包括色泽、风味和营养品质。通过梳理国内外全程冷链物流环节技术对果蔬品质的保鲜和影响作用的发展现状，总结我国果蔬农产品冷链物流技术研究及应用，可以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和问题。研究表明，果蔬冷链物流技术研究越来越精细化，数值模拟及仿真成为果蔬冷链物流技术研究常用的方法，果蔬冷链物流技术研究呈现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但是，仍存在冷链物流技术对果蔬生理和温湿度特性影响研究不全面、果蔬全程冷链信息监测和追溯技术落后、果蔬冷链物流技术实践应用落后于理论研究等不足。因此，未来应加强各环节冷链物流技术对果蔬特性的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数值模拟和现场实验相结合，以及加快冷链物流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第四方物流能够推动供应链信息共享、协同合作并加载多元商业模式，为县域零售企业破解物流能力瓶颈、拓宽盈利渠道及提升营收规模提供一条可行路径。本文基于一种第四方物流框架，以唯一跻身中国便利店前二十强的县域连锁零售企业——壹度便利店为案例，探究并总结在县域发展连锁零售企业的可行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构建完整的县域信息化物流体系，向第四方物流模式转型是县域连锁零售企业发展的可行路径；基于高效物流开展实体门店和社区团购等多元盈利模式，能够实现复用降本和协同增效，以管理模式的变革促进零售企业规模的提升。因此，县域零售企业应当加强物流建设，借鉴第四方物流模式，加载多元商业模式，节约运营成本并拓展盈利渠道，以实现连锁化发展。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新时代，党坚持和推进理论创新拥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基础、人类伟大实践的迫切呼唤、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等显著优势和战略机遇。同时，面临着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世界科技文化进步、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党的自身建设等众多现实挑战。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必须遵循汲取百年来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坚持与时俱进理论品质、提升理论创新实践能力等现实路径。

2024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0%，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顺利完成年初制定的5%左右增速目标。展望2025年，全国人口减少、市场预期偏弱、支柱产业调整、地缘政治风险、能源格局变动等国内外因素仍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格局，且需求收缩大于供给，整体依然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汇率及货币风险、贸易摩擦风险等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5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运行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应该以需求、供给双扩张为主，以市场环境管理为辅。

“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两个确立”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相互割裂。“两个确立”的本质是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问题，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主要贡献者高度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点和政治优势。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

“十四五”时期，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高效的决策支持方案，也为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从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引入组织的视角，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模拟人工智能（AI）引入企业组织的动态进程，基于行动设计研究（ADR）方法，从人机信任、人机分工，人机协作、人机共生成长四个方面研究人机协同成长的演化过程与特点，提出了人机协同成长研究框架。研究表明：人机协同成长的关键前提是建立人机信任，关键内容是人与AI的分工与协作，新的AI技术发展会改变人机分工模式和催生AI优化需求，能够不断进行需求重构和多次迭代，有助于形成更高质量的人机协同关系。为了帮助企业完成“数智化”创新与转型，应尽可能通过提高AI的可见性、可解释性和透明度，建立人机信任；注重人机任务分工、人机任务效率和人机信息交互，实现人机协同；解决人机分工矛盾、人机信任危机、人机迭代优化，推动人机成长；最终实现在VUCA情境下人与AI长期协同共生成长的高效敏捷智能组织。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着眼于中国文化建设具体实际，适应文化发展新要求，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阐述，提出和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本方针和战略举措等，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激发广大青年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75年来，青年政治引领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党对青年进行政治引领70余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毫不动摇坚持党对青年政治引领的领导；从青年特点出发，尊重青年成长规律；充分发挥以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组织的作用。新时代加强对青年政治引领培育时代新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青年、引领青年；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培养青年奋斗精神，激励青年坚持永久奋斗、不懈奋斗；发挥共青团组织的引领作用，把青年更好团结、组织、动员起来。

中欧班列开行以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最具成效的贸易通道和新型国际物流公共产品。但快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班列开行“散、乱、低”问题突出，运输资源“过度紧张”与“低效浪费”并存；综合运输成本高，补贴力度大；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瓶颈；合作协调机制有待完善，政策支持亟待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整体滞后。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全球百年变局的持续演变，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实现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通道体系建设，应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规划，为班列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以集散中心为核心培育枢纽和推动班列线路优化，实现从“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开行方式转变；加快完善班列支持政策体系，由补运价转向降成本、补短板、提水平，助力发展能力提升；加快改善境内外沿线基础设施和提升班列现代化水平；加强境外合作，进一步聚集国际货源和促进班列双向协调发展；提高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快完善多层次协调机制，促进合作共赢。

物流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能源、土地等消耗和大规模排放三废等问题，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那么，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是迫于绿色标准的不断提高还是对绿色绩效的渴望？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通过对745家物流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标准对绿色行为的产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市场标准的作用？要大于政府标准；绿色标准对绿色绩效起正向积极影响，绿色行为在两者间具有中介效应；制度质量在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且调节效应存在地区差异特性。由此，我国应通过加快构建物流标准的政府与市场并重供给机制，加强政府制度设计与执行力，促进绿色标准绿色绩效效应的提升。

随着数字平台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核心枢纽，不同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的交互现象日益普遍，如何理解数字经济情境下平台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助力平台企业制定差异化的跨平台协同战略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借鉴自然生态系统中要素的跨生态系统流动，可系统探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的交互机制与模式。研究发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交互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这种交互影响机制的形成源于数字平台在数据共享、用户迁移和动态演化等方面表现出的互联性特征；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的交互可划分为基于规模扩张和基于功能互补两种基本类型。这两种交互类型既可以在单一企业主导下实现，也可以通过多家企业的协同合作得以构建，体现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间交互的多样性与灵活性；通过深入分析用户在数字平台间的流动规律，可识别出三种典型的交互模式：用户在数字平台间流动与扩散，用户与互补者角色互换，平台周期性交互激发用户季节性迁徙。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平台企业应根据对用户行为的预测，制定差异化的跨平台协同战略。

市场一体化旨在通过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从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外学者对市场一体化的测度、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价格法和引力模型法是被广泛使用的两种测度方法，并随着可使用数据的精细化进一步发展；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性因素，也包括空间地理、方言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已显著提高了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而降低制度性阻碍是当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革的关键。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创造新的动力；经济效应方面，现有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对企业、产业以及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多元和创新的数据与测量方法，以拓宽研究范围；深入探讨行政边界效应背后的主要因素；对现有一体化政策的因果效应进行详细验证；为了有助于揭示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复杂的动态机制，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科学支撑，还应结合动态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研究中国市场一体化问题。

构建区际产业转移对就业技能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基于资本和技术空间流动的视角建立空间权重矩阵，采用1997-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区际产业转移与空间关联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看，高技能就业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际产业转移对本地区高、中、低技能就业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周围地区低技能就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看，转出地和转入地高、中、低技能就业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地高、低技能就业和转入地中等技能就业分别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细分转入地后发现，区际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就业技能结构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且显著；相比之下，对西部地区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加强。为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技能结构双重优化，应进一步扩大区际产业转移规模，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升劳动者就业和职业转换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建设投资力度。

ESG作为一种新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从企业附加价值升级为决定企业生存的核心要件，从股东至上的治理理念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的治理理念，引导着公司治理范式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给现代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ESG趋势下，需要对公司治理进行全面改造与重塑：在公司目的中引入ESG理念，使其成为指导公司运营与治理的根本准则；改造公司治理机构，对股东会和监督机构进行ESG赋能，在董事会层面创设ESG委员会；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塑董事承担ESG责任的义务体系，构建起全新的ESG公司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