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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企业的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研究

  • 张宝友
  • 杨玉香
  • 孟丽君
  • 林梦嫚
中国计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 F252

最近更新：2022-08-08

DOI：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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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引
目录contents

摘要

物流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能源、土地等消耗和大规模排放三废等问题，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那么，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是迫于绿色标准的不断提高还是对绿色绩效的渴望？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通过对745家物流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标准对绿色行为的产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市场标准的作用？要大于政府标准；绿色标准对绿色绩效起正向积极影响，绿色行为在两者间具有中介效应；制度质量在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且调节效应存在地区差异特性。由此，我国应通过加快构建物流标准的政府与市场并重供给机制，加强政府制度设计与执行力，促进绿色标准绿色绩效效应的提升。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销售以及回收再利用等绿色行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是所有企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物流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能源、土地等消耗和大规模排放三废等问题。并且，物流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关联密切，物流业绿色行为将对其他产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是迫于绿色标准的不断提高还是对绿色绩效的渴望？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聚焦于此，力图从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三者关系的角度，探讨如何促使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并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以期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学术界关于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和绩效评价两方面。影响因素包括政府的环境监管压力［

1］、企业自身经济效益追求［2］和提升竞争力的迫切需要［3］；绩效研究包括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环境绩效［4］、经济绩效［5-6］和运营绩效的提升。绿色标准既是企业绿色行为的操作指南，也是政府开展绿色行为指导与协调的政策工具［7］。绿色标准强度的改变首先会影响到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企业绿色绩效［8］。绿色标准是如何影响到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绿色绩效的？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首先，现有研究通常是假设“标准同质”的，实际上，不同性质的绿色标准对企业绿色行为及绿色绩效影响是有差异性的。我国标准的制定存在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不同机制。从其形成过程看，政府主导标准（以下简称为“政府标准”）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标准委员会的协调机制；市场主导标准（以下简称为“市场标准”）的形成更多地来自于成员企业的协商机制。基于两种不同的制定机制，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在约束力、效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

9］，市场标准因成员企业自愿采纳而具有快速响应市场需要、推广效率更高的特点［10］，因此，有必要分析这种差异。

其次，现有研究一般假设“标准实施与企业标准化行为”具有天然一致性，但事实上绿色标准能否驱动物流企业实施绿色行为，还必须考虑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11］。因此，制度质量是如何调节物流企业的标准化意愿转化为标准化行为的，其内在机理也需深入分析。

最后，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企业绿色行为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量化分析，对运营绩效关注不多。企业经济绩效主要指企业绿色行为可以获得消费者好的口碑进而提升销售利润，以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成本节约等［

5-6，12-13］。环境绩效主要包括了因绿色行为减少环境污染而降低了生产的环境成本［14］、提升了政府信赖度［15］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16］。运营绩效是指企业灵活性、客户响应速度、服务传递和配送效率的提升。虽然Sroufe等［17］（2008）、Oliveira等［18］（2010）和Munuzuri等［19］（2013）等指出OSH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0012测量管理体系等标准是物流企业内部管理、监督与评价的工作规范与准则，对企业运营绩效具有显著改善，但仍缺乏量化研究。那么，绿色行为对物流企业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运营绩效三者之和的“净效应”有怎样影响，还缺少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科学决策。

鉴于此，本文将政府标准、市场标准与企业环境绩效、经济绩效与运营绩效统一纳入到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框架中，尝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探讨物流企业在不同性质标准的压力下，其绿色行为的真正动因及其对绿色绩效的影响程度，力图回答以下问题：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对我国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制度质量水平下存在怎样的区域性差异？企业绿色行为怎样改善其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最终的“净效应”如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期望探寻物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标准化路径的可行性，希望能为实施与完善我国物流标准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为物流企业获得绿色绩效提供路径选择。

二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一） 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

企业本质上是多方契约关系的总和，企业为了满足各方利益会通过与自身一致的目标进行调整与反应，以及在外部制度环境下寻求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那么，不论是企业响应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的环保压力，还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企业经营者将绿色行为作为企业发展战略，进而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1］。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企业通过绿色标准推进逆向物流等绿色行为，是一项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的绿色行为［20］。当然，企业是否采取绿色行为，除了企业社会声誉的预期收益和政府的环境规制外，还受自身追求经济效益的影响。作为定义服务内容或使无形服务可视化的物流绿色标准，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绿色化管理，还是对外提供绿色物流服务，都起到积极作用［20-23］。Jesús等［20］（2016）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发现，ISO9001和ISO14000在包装设计要求、组织内外协作程度和包装测评系统等方面对物流包装施加影响，企业通过标准化活动实现效率改善与效益提升，也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绿色标准对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政府标准出于宏观考虑，具有强制性［

24］。但受限于专业技术和对市场实际需求的反应延迟，更是因缺乏考虑不同部门或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导致较弱的协调性和采标积极性［25］。市场标准是供应链中各企业为了保持在特定市场内的竞争力，由行业中具有创新能力或拥有更多市场力量的企业主导制定，并要求同行伙伴遵从的标准［26］。基于市场驱动的治理模式，使得市场标准具备更高的市场适用性以及采用者之间的协调性［9］。在市场标准领域，由社会团体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市场相关主体，为满足市场实际需要和创新需要而制定的团体标准，因遵循开放、透明和公平的原则，吸纳了包括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诸多主体参与，充分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被各参与主体广泛采纳［27］。以团体标准为主的我国物流领域市场标准，因为公司需要遵守特定的要求，以便能够在特定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它们在企业建立其国际贸易流的方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进入市场或保持市场地位至关重要［2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市场标准比政府标准更显著促进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

（二） 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

当前，研究绿色物流对国家环境、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成为工作重点［

15，28］。宏观上，通过绿色物流网络改造、排放减少和废水重新利用等绿色行为，分析绿色物流对环境友好的支撑程度［14］。微观上，DHL亚太分公司（泰国）通过对公司原有绿色行动方案的修正，对车队和仓库能源使用的生态效率改善具有积极影响，此外，公司的绿色行为对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环境承诺也具有优势［18］。Colicchia等［4］（2013）通过分析10个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多个绿色举措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与Ferguson（2011）相似［18］。还有学者通过关注某一区域、行业部门或企业的绿色行为获得的经济绩效。Bai等［6］（2013）利用粗糙集理论，建立数学模型来衡量物流服务提供商（LSP）开展逆向物流中的柔性绩效，发现绿色行为因为提升经营效率和减少了投资，实现经营成本下降的目标。绿色行为通过两种不同途径作用于经济绩效：一是通过制订绿色创新战略以提升市场竞争意识，实现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二是有效管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资源投入［12］。因此，虽然从短期看绿色行为导致了绿色设备投资与技术创新费用等支出增加，将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看，实施绿色行为可以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改善，企业因获得持久竞争优势而提升其经济绩效。在经营绩效方面，企业管理工作标准（如OSH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0012测量管理体系等）是对物流企业内部管理、监督与评价的工作规范与准则，它有助于企业知识管理能力提升、过程优化和纪律性增强［17-19］。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绿色行为对物流企业的绿色绩效的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且市场标准比政府标准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

（三） 绿色标准与绿色绩效

标准可以通过规范组织内部流程和提升组织内部知识共享与相互间的信任，实现减少对外部环境污染、提升组织内部经济效率的目的。Venkateswaran等［

29］（2013）运用5S并结合仓库管理和过程改善等技术手段，研究发现5S能通过提高仓库管理效率进而降低运营成本。Chun等［30］（2015）也指出，企业如果按ISO20400标准实施绿色采购，要求供应商提供与环境要求相一致的原材料或产成品，能够实现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材料的可循环性的目标，在减轻环境污染的同时，获得良好的财务绩效以及符合政府监管和社区要求。Munuzuri等［19］（2013）发现，企业通过商业过程标准化，因流程规范而提升了效率，同时也有助于管理创新活动的开展，进而提升了其经营绩效水平。虽然Patricija等［31］（2015）通过斯洛文尼亚的第三方LSP的调查，发现质量标准与企业绩效和竞争力并无明显相关性，ISO14000等环境标准也没有显著地促进物流企业开展环保设施的投资，但他同时也承认，之所以得出这样“意外”的研究结论，可能与研究样本量仅局限于小型物流企业有关。在对公司的影响方面，已经确定了市场标准和政府标准的区别。私人（自我控制的）监管系统应该导致更强的协调，因为，它们增加了非市场信息交换的数量和复杂性［25］。这些信息刺激了知识的传播，使得内部员工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最终引致了公司更易接受变革［32］。相反，政府标准因缺乏行业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导致在推广实施以及为获得认证而进行的审核和检查活动中存在不确定性，出现对抗和效率低下的可能［25］。我国以团体标准为主的私有标准，多以自愿性社会团体组织为参与主体，它们在产业创新和市场竞争领域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生产秩序的最佳，提供标准创新的原生发展动力，团体标准在增加我国有效标准供给的同时，相比于政府标准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水平［1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绿色标准对物流企业的绿色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且市场标准比政府标准的正向作用更显著。

（四） 制度质量在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企业在做战略决策时，既要考虑行业情况（如同行竞争程度）与企业能力（资金、人力和技术能力），又要考虑制度背景［

33］。物流企业自身能力的差异及其所处区域的制度质量的非均衡性，都可能影响到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不是每项标准所涉及的企业均自愿、积极主动地按要求开展相应的绿色行为，企业自身能力是“能不能”实施绿色行为的内在动力，制度质量强度是“要不要”或“多大程度”采取绿色行为的外在压力。制度质量是包含监管部门政策的完备性、透明性和确定性，以及司法的公信力与执行力的综合体［34］。作为维护企业合法利益，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交易风险的制度质量，对服务业标准化与企业经营行为间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35］。在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务员素质并非相同，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财政税收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对绿色标准的执行、监督与处罚强度均存在差别。一般而言，当物流企业所处区域的制度质量水平较低时，考虑被惩罚的可能性较低或惩罚强度不大（如环境污染的行政罚款），物流企业采用绿色标准的积极性不高，绿色行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尤其是我国众多的中小型物流企业。相反，制度质量高的区域内，企业不仅为了减少政府行政处罚节省经营成本，也是希望通过绿色行为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政企关系，其所管辖的物流企业就具备采纳绿色标准的积极性，绿色行为出现的概率就高。拥有我国最多的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东部地区，在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的同时，也承担着法律制度的“试验田”任务，由此也导致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水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另外，制度质量提升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在制度质量建设过程中如物质基础、人力资源与市场环境等要素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而此种要素差异将影响到“制度积累效应”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在制度质量原本就具备优势的我国东部地区，影响制度质量提升的要素也优于中西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在发展现代绿色物流业方面具备得天独厚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制度质量在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关系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因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要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其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为保证所采用的量表科学可读性强，本文首先对英文量表进行多人及之间的背靠背单独翻译，通过多次交流后达成一致；其次，各邀请十余位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进行咨询后修正；最后，选择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内的和达物流园区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并再一次修正问卷的可读性与准确性。为避免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对样本的影响，本文选取上海、广州、杭州、西安、郑州、武汉、成都、昆明和呼和浩特为调查城市，基本覆盖了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问卷发放主要通过与各地方物流园区联系，主要问卷调查对象是园区及其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为提高问卷的回收率，研究团队向被调查对象保证其调查数据的保密性，以及研究成果中不会披露企业与物流园区的具体信息，并承诺向他们提供研究成果报告。此次问卷调研时间为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向上述9个城市40个物流园区共计1 200家物流企业发送了电子邮件或纸质调查问卷。最后共有945家企业回复了电子邮件或直接参与了纸质问卷，响应率为59.1%，共收集了930份问卷，删除不合格的后留下有效问卷数量为745份，有效率为80.1%。（见表1）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被调查对象特征类别频数占比（%）企业特征类别频数占比（%）
性别 男 543 72.9 企业规模 >200人 175 23.5
女 202 27.1 100-200 467 62.7
岗位 技术部门 132 17.7 年限 <100人 103 13.8
市场部门 271 36.4 1-3年 175 23.5
行政管理 342 45.9 3-5年 321 43.1
学历 本科以下 23 3.1 类型 5年以上 249 33.4
本科 528 70.9 运输型 367 49.3
硕士 172 23.1 仓储型 287 38.5
硕士以上 22 3.0 综合型 91 12.2

（二） 变量测量

基于国内外成熟量表，本研究团队根据专家学者及从业者的意见与建议，对部分测量题项进行了修正，并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代表完全不赞成，5代表完全赞成。其中：

（1）绿色标准。本研究的绿色标准主要涉及物流领域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低碳、循环再利用等方面标准。市场标准主要指我国物流领域内的团体标准，政府标准主要是指由政府部门主导所制定并实施的国家和行业物流标准。参考Henson［

26］（2008）和Urciuoli［9］（2018）的研究，设置了4个题项。（2）绿色绩效。企业绿色绩效中的环境绩效主要参考Zhu等［14］（2005）、Ferguson［16］（2011）和Colicchia等［4］（2013）的研究，设置了4个题项。经济绩效主要参考Bai等［14］（2013）、Isaksson等［12］ （2013）和Agyemang等［13］（2018）的研究，设置了3个题项；运营绩效借鉴Sroufe等［17］（2008）、Oliveira等［18］（2010）和Munuzuri等［19］（2013）的研究，设置4个题项。（3）绿色行为。主要参考了彭雪标等［36］（2015）的研究，从环保认知、环保管理、环境材料和环保技术四个维度设置了4个题项。（4）制度质量。主要参考了Kammerer［37］（2009）的研究，考虑地方政府对物流企业绿色行为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引导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等内容，设置了3个题项。（5）控制变理。选择企业规模（拥有员工数量）、企业资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企业年限和企业类型（运输型=1，仓储型=2，综合型=3）作为控制变量。（见表2）

表2  相关变量及题项设计
潜在变量观测变量题项
绿色标准 政府标准 国家、行业标准的数量较多
国家、行业标准的采纳率
负责政府标准的组织部门完整性
政府标准内含的专利授权量
市场标准 每年制定的团体标准数量
团体标准的采纳率
国家对市场标准的立法与政策保障
市场标准内含的专利授权量
绿色行为 环保认知 环保虽然提高企业成本，但不会阻碍企业发展壮大
环保管理 企业会调整组织结构以促进环境保护
环保材料 企业优先使用环保性原材料
环保技术 选择环保技术或替代生产技术
绿色绩效 环境绩效 减少单位产品生产的能源与水的消耗
履行甚至加强了物流标准
三废排放达标率居同行领先
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
经济绩效 资本回报率提升高于竞争者
新产品盈利能力居同行领先水平
新产品销售收入所占比重有效提升
运营绩效 顾客需求满足程度居同行领先水平
新服务推出速度加快
订单交付准时率居同行领先水平
物流服务提供质量居同行领先水平
制度质量 财政补贴 本企业能较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环保补贴
税收减免 本企业能较容易获得地方金融机构的支持
消费引导 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市场与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利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同源方差检验，最终析出6个共同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9.23%，且首个因子解释39.67%的变异量，未超过50%的门槛值，因此，不存在同源误差问题。在信度检验方面，本文利用Cronbach’s a系数与组合信度进行，结果见表3。政府标准等8个构念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满足大于0.7的标准要求，CR值均大于0.8，满足大于0.6的标准要求。综上，本文各构念具有较好的信度。在效度检验方面，8个构念的AVE值均满足大于临界值0.5以上的标准要求，说明它们的聚合效度好。另外，见表4，每个潜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皆大于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它们的区分度较好。同时，x2/df=1.562小于2，RMSEA值为0.0563小于0.5的临界值，且GFI、NFI、NNFIIFI和CFI等绝对拟合指数与相对拟合指数均大于0.95，表明拟合度较好。

表3  各构念的信度检验结果（N=745）
构念符号主要构念Cronbach’s a组合信度（CR）AVE
Spub 政府标准 0.821 0.8832 0.5821
Spri 市场标准 0.811 0.8252 0.5673
GA 绿色行为 0.798 0.8432 0.5987
RQ 制度质量 0.732 0.8012 0.6214
EnvE 环境绩效 0.834 0.8632 0.6012
EcoE 经济绩效 0.842 0.8762 0.5987
OpeE 运营绩效 0.862 0.8771 0.5892
表4  各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及AVE平方根（N=745）
构念平均值标准差1234567
Spub 1.13 1.34 0.764
Spri 0.98 1.11 0.578*** 0.721
GA 2.83 2.91 0.123** 0.192*** 0.765
RQ 1.01 1.72 0.245* 0.221* 0.217** 0.754
EnvE 3.52 3.41 0.536** 0.162*** 0.228** 0.347*** 0.748
EcoE 2.01 4.11 0.523** 0.384** 0.289** 0.389** 0.425*** 0.803
OpeE 1.89 1.62 0.457** 0.292*** 0.452* 0.413* 0.392** 0.475** 0.823

注：  *、**、***分别表示在置信度（双尾）为10%、5%和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对角线上加粗的数据是对应构念平均变异萃取量（AVE）的平方根

（二） 假设检验

1 绿色标准对绿色绩效的影响

首先，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检验绿色标准对绿色绩效的直接影响。表5中的模型M4~M6的结果显示，政府标准对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运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模型M7~M9的结果显示，市场标准对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市场标准对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的估算系数大于政府标准对它们的估算系数，但政府标准对环境绩效的估算系数大于市场标准的估算系数。假设H3获得部分支持。其次，模型M10~M11的结果表明，政府标准和市场标准对绿色行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估算系数是市场标准要大于政府标准。综上，假设H1和假设H1a得到验证。最后，模型M4~M6结果显示，自变量政府标准对因变量的绿色绩效的影响显著，且估算系数不为0；模型M10结果显示，自变量政府标准对绿色行为的影响显著，且估算系数也不为0。模型M12~M14结果显示，作为中介变量的绿色行为显著地影响了绿色绩效，但估算系数较小。相对而言，对物流企业内部的运营绩效要大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假设H2获得支持。模型M15~M17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绿色行为后，自变量政府标准对绿色绩效的影响程度明显减弱，且中介变量绿色行为对因变量绿色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可以认为绿色行为在政府标准与绿色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理，模型M5~M7、模型M11、模型M18~M20的结果表明，绿色行为在市场标准与绿色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表5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N=745）
变量EnvEEcoEOpeEEnvEEcoEOpeEEnvEEcoEOpeEGA
M1M2M3M4M5M6M7M8M9M10
Scale 0.011** 0.024* 0.013* 0.012** 0.015*** 0.015*** 0.024* 0.021** 0.021** 0.022*
Asset 0.097** 0.076** 0.067** 0.192*** 0.125** 0.125** 0.123** 0.153* 0.121*** 0.201**
Age 0.010 0.013 0.091 0.001 0.012 0.012 0.031 0.026 0.028 0.017
Style 0.021 0.018 0.016 0.023 0.042 0.042 0.026 0.039 0.045 0.021
Spub 0.095* 0.102*** 0.062 0.057*
Spri 0.074*** 0.174** 0.185***
R2 0.034 0.012 0.032 0.041 0.036 0.045 0.028 0.092 0.027 0.028
ΔR2 0.033 0.012 0.032 0.000 0.036 0.002 0.000 0.083 0.027 0.001
F值 2.212* 2.014** 2.614** 2.001** 1.718** 1.165** 2.132* 1.713** 2.329* 2.063*
变量 GA EnvE EcoE OpeE EnvE EcoE OpeE EnvE EcoE OpeE
M11 M12 M13 M14 M15 M16 M17 M18 M19 M20
Scale 0.015*** 0.013* 0.011** 0.015*** 0.008** 0.015*** 0.012* 0.012** 0.015*** 0.015***
Asset 0.125** 0.154** 0.142** 0.125** 0.125* 0.151* 0.111** 0.192*** 0.125** 0.125**
Age 0.012 0.023 0.016 0.012 0.021 0.015 0.031 0.001 0.012 0.012
Style 0.042 0.043 0.039 0.042 0.033 0.032 0.043 0.023 0.042 0.042
Spub 0.057* 0.076** 0.044*
Spri 0.085* 0.081** 0.101** 0.101**
GA 0.011* 0.019** 0.033* 0.061* 0.072* 0.101** 0.057* 0.068** 0.093**
R2 0.023 0.002 0.059 0.051 0.001 0.032 0.061 0.002 0.022 0.002
ΔR2 0.023 0.001 0.059 0.002 0.001 0.032 0.001 0.001 0.022 0.002
F值 2.261* 2.001** 1.078** 3.362* 2.122* 1.783* 2.611* 2.014*** 1.801* 1.132***

注：  系数为标准化的值，R2为未调整的值；***表示P<0.001,** 表示P<0.01,* 表示P<0.05,下同。

2 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降低共线性问题，在做调节作用检验之前，本文对绿色标准与制度质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处理后的变量名由“Z”加上原变量名构成，并构建两者的乘积项，检验结果见表6。首先，就制度质量对政府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而言，模型M21~模型M23三个逐步回归方程的结果显示，政府标准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对绿色行为的估算系数显著为正。模型M24~模型M25三个逐步回归方程的结果也显示，市场标准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对绿色行为估算系数显著为正。两者的估算系数相比较，表明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在政府标准领域更为明显。综上，假设H4得到验证。其次，模型M27~模型M32的结果显示，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正。因东部地区比较于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宏观要素以及供应链完整性、人力资源的富裕性等微观要素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制度建设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调节作用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还发现，不同地区的内部的检验结果显示，其制度质量对政府标准与绿色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明显大于其在市场标准与绿色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表6  制度质量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N=745）
变量GAGAGAGAGAGAGA（东）GA（中）GA（西）
M21M22M23M24M25M26M27M28M29M30M31M32
Scale 0.021* 0.023*** 0.017** 0.102** 0.095* 0.072** 0.048* 0.042** 0.035** 0.051*** 0.028*** 0.016**
Asset 0.027** 0.051* 0.122** 0.072** 0.055*** 0.081* 0.063*** 0.054** 0.052** 0.024** 0.075* 0.053**
Age 0.032 0.029 0.039 0.019 0.023 0.032 0.025 0.012 0.111 0.103 0.039 0.031
Style 0.041 0.018 0.032 0.011 0.015 0.042 0.076 0.056 0.201 0.116 0.032 0.039
ZSpub 0.065*** 0.052** 0.032*** 0.068** 0.052* 0.044*
ZSpri 0.077* 0.072** 0.065* 0.095** 0.084** 0.066*
ZRQ 0.044* 0.031*** 0.031*** 0.026* 0.077** 0.044*** 0.068** 0.041*** 0.053** 0.035**
ZSpubхZRQ 0.112** 0.094* 0.073** 0.059*
ZSpriхZRQ 0.079*** 0.056*** 0.051** 0.046**
R2 0.065 0.052 0.041 0.033 0.051 0.005 0.013 0.062 0.022 0.031 0.028 0.065
ΔR2 0.065 0.000 0.001 0.000 0.051 0.005 0.000 0.062 0.022 0.031 0.028 0.065
F值 3.112*** 3.234* 2.256** 2.102** 1.202* 2.231* 1.981* 1.227*** 1.741** 1.275* 2.107** 1.278***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745份物流企业的样本数据，对绿色标准、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关系以及制度质量在它们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绿色标准对绿色绩效有积极正向影响，但市场标准与政府标准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研究表明，政府标准对绿色绩效中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市场标准对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市场标准对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政府标准，但在环境绩效方面正相反。

2.绿色标准可以促进企业绿色行为进而提升了绿色绩效。物流企业或因外在压力（政府标准）或源于企业内在需求（市场标准）驱动着绿色行为，企业绿色行为主要通过成本领先和绿色差异化两种方式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3.制度质量积极地调节着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关系。制度质量在政府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市场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前者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

（二） 实践启示

1.应实现物流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为主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提升物流企业绿色标准的绿色绩效效应。2017版《标准化法》修订后，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二元主导的标准制定管理体系。政府主导的标准定位于公益性领域，其作用是确保“底线”；市场主导的标准主要是满足市场创新所需，其技术要求应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要求。虽然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均对绿色行为及绿色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但相比而言，市场标准要比政府标准的影响更明显。与国外标准制定以市场主导的机制不同，我国一直实行政府主导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因此，一方面，为使标准化工作更契合市场和创新需要，行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通过协商共同制定团体标准，创新标准市场化模式，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最终实现我国标准化工作由政府为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市场主导的标准化工作机制运行时间不久，以团体标准为主体的市场标准化工作仍然存在“标准立项的预调研不充分导致标准制定过程中修改内容较多；制定标准动机不纯，导致标准无实际应用的意义；企业参与度少，标准推广效果不甚理想”等问题。这是今后我国物流团体标准工作需要努力改变的方向，充分发挥私有标准的创新效应。

2.提升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与执行能力，利用高质量的制度促进绿色标准的绿色绩效。制度质量不仅对绿色标准与绿色行为之间关系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也可以直接影响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同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之间的对比分析后发现，制度质量较好的东部地区，绿色标准对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更注重本地区的制度建设，设计出符合本地区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技术能力的绿色标准化工作的监管机制，加强标准执行力度，使得实施的绿色标准既能充分发挥其技术创新和成本下降等效应的同时，有效避免绿色标准对企业部门之间灵活性降低等问题。同时，考虑到市场主导标准对我国物流企业的绿色行为与绿色绩效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政府主导的标准。因此，各地方政府除了一般的政策设计能力的提升外，尤其要注重本辖区内市场主导标准供给能力提升工作，为各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联盟）和行业标杆企业从事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实施等工作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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