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当前，城市群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问题，其作为城市集群演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平台［1］。城市群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标志和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中国的城市群是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起来的产物［2］，是未来“十四五”时期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日益成为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新增长极。进入新发展阶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迅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版图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发展现状体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问题。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渝双城城市圈成为继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区域战略，成渝城市群有望成为我国四大“极”之一，但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均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不同，成渝经济圈的定位主要着眼于“全国影响力”。所谓“世界级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国打造以核心城市为引领的世界级城市群大都市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京津冀三省市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有天然的合作优势。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京津冀区域虽然城市特色明显，互补作用强，城市群具有深厚的发展潜力，但与其他两大城市群相比，面临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要素流动不通畅等困境。经济流在城市群中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利益机制的驱动，能够客观反映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区域内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平衡供求关系等。可将其看作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3］。因此，本文基于经济流的视角，对比分析我国三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流强度和影响经济流强度的发展因素差异，把握共性，总结规律，为京津冀迈向高质量、高水平协同发展和空间布局科学合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二文献回顾对于城市群的研究，诸多学者多在概念界定、城市群发展水平评估、城市群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探讨。第一，关于城市群概念内涵的界定。城市群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国外，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借用古希腊语Megalopolis（寓意是“非常大的城市”）来描述美国东部海岸城市分布密集区域，即美国东北部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弗吉尼亚州之间的大都市带［4］。与此相近的概念还有“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5］、“集合城市”（Conurbation）［6］、“超级都市区”（Megaurhan Region，MR）［7］等。相比较而言，我国城市群形成较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农村劳动力，城市人口逐渐聚集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姚士谋认为城市群是社会经济集聚与城市文明的重要特征，是由复杂的动态发展的区域空间、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综合体，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具有较强活力的子系统［8］。张京祥等认为城市群是遵循城市发展的特定规律从而集聚在一起的区域城镇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内部集聚了若干个城市，且城市之间在人口流动、空间结构、城市功能、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紧密联系［9］。钟海燕将城市群看作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和产物，是一种独特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10］。总之，城市群是在一体化的城市群区域范围内，有一个或多个大型或特大型的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内核心城市，且城市群体被划分为若干不同级别和规模的城市，城市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空间经济联系。第二，关于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随着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协同成为城市群内部与外部间的竞争动力。罗守贵等［11］（2010）通过节点分析法对上海都市圈内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在对经济联系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方程，从而探讨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流测度。许永兵等［12］（2020）以经济活力、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境6个维度构建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从而测算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金彪等［13］（2018）通过万有引力公式建立经济联系度模型计算福建省9个市的经济流强度，以此分析福建省内城市彼此间的经济发展联系及差异。第三，关于城市群空间布局的研究。从单一城市群的内部分析来看，王少剑［14］（2019）通过“点-线-网-面域”4个空间层面分析珠三角城市群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得出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张旭等［15］（2021）构建城市网络引力模型，分析了成渝城市群呈现“双核辐射环”与“多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从多个城市群的横向对比来看，周立群［16］（2010）、余静文［17］（2011）、王得新［18］（2013）、唐子来［19］（2014）等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在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城市辐射方面的结论具有共性，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核心城市数量少，核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纵观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城市群现有的研究成果从定性到定量分析已经非常丰富，从研究内容来看，多数聚焦于分析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所呈现的空间布局，以及城市群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引力和经济辐射。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通过引用物理学中的概念——万用引力来构建城市经济流模型，打破宏观的经济总量计算，将城市群内地区经济划分为一二三产业经济结构，计算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经济流的强度及比重。二是首次增加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的经济流强度对比，横向比较当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充分反映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协同发展程度的差异。三是基于数据分析结果，通过矢量地图绘制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强度图，归纳三大城市群空间布局结构特征，并围绕数据模型中的自变量，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经验，为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度推进和广度拓展提出对策建议。三研究设计（一）三大城市群区域概况从三大城市群的区域面积来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所划定的范围，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唐山、承德、张家口、秦皇岛、沧州、衡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廊坊11个地级市，共计21.5万平方公里。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及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扬州、常州、泰州，无锡、南通、盐城、镇江、浙江省的杭州、嘉兴、金华、湖州、宁波、绍兴、台州、舟山，安徽省的芜湖、合肥、铜陵、安庆、池州、滁州、马鞍山、宣城等26个市，共计21.17万平方公里。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惠州、珠海、东莞、肇庆、佛山、江门、中山9市，外加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计5.6万平方公里。从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人口总量来看，根据目前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显示，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人口分别占全国人口的比重7.2%、9.4%和9.4%，人口总和占全国四分之一左右。从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8.4%、20.1%和11.8%，三地的GDP总和占全国近二分之一。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总量与粤港澳大湾区相近，相对落后于长三角地区。（二）经济流强度模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世界经济主导的空间形式已从“地点空间”向“流的空间”转变。20世纪90年代，Castells［20］（1989）从纯粹的虚拟技术空间引申到地理空间与社会网络的视角，进而提出经典的“流空间”理论。此后Peter Taylor［21］（2010）基于“流空间”理论提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提出将“中心流理论”替代“中心地”理论，“中心流”的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21］。要素流既是城市之间经济、技术、资源、文化等方面交往互动的表征，同时又是增强城市之间联系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分析要素流中的经济流。经济流即经济联系强度，经济流模型可将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和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用数据的形式客观且直观地反映出来。其中，经济引力模型是研究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联系程度的经典方法，其核心是以物理学的万有引力为模型基础，并结合经济动力学中影响经济引力要素，将万有引力理论中作用相互吸引力的质点的质量和距离自变量转化为人口、GDP及距离三个自变量。也有学者对万有引力模型进行不断修正，比如廉军伟等［22］（2017）考虑到交通运输状况增加经济距离模型，杨伟中等［23］（2019）对城市经济流划分为溢出效应、吸引力及净流动，朱金勋等［24］（2021）从邻近区位、产业互补、经济距离等方面多维度修正了传统引力模型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系强度等［24］。本研究考虑到三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发展的特点，将宏观的经济引力模型细化为三次产业结构的经济引力，能够直观看到三大城市群产业发展结构及空间结构特征。结合人口、GDP及距离三个自变量，对引力模型修正如下：人口是衡量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对人口数据采用三次产业从业人口，从业人口的数量、构成和分布，反映了地方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状况；GDP选用三次产业的生产总值，通过一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可以直观地反映城市群内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距离采用两两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可以反映行政区域的划分及城市对外扩张的程度。通过上述人口、GDP及距离三个自变量构建城市群经济引力模型。Rij=(Pi×Gi×Pj×Gj/Dij2) (1)Ri=∑J=1Rij (2)Rijx=(Pix×Gix×Pjx×Gjx/Dij2) (3)Rijx=∑J=1Rijx （x:123）(4)公式（1）中Rij是i城市对j城市的经济引力，Pi和Pj分别表示两个城市的人口总数，Gi和Gj分别表示两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D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公式（2）中Ri为i城市流总强度。公式（3）中Rijx是i城市对j城市的三次产业的经济引力，其中，x表示一二三产业，Pix和Pjx分别表示两个城市的从事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口数，Gix和Gjx分别表示两个城市的三次产业生产总值；Rij为i城市三次产业经济流总强度。测算所需的地区从业人口数和三次产业生产总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城市之间的距离数据，通过高德地图测算两城市人民政府之间距离，香港和澳门则以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为标志点测算。四三大城市群经济流强度的比较分析本研究将统计出的城市面板数据套入城市经济流强度模型，测算对比三大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及三次产业经济流强度（见表1），基于数据分析结果，通过矢量地图绘制出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地图，可以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所呈现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城市群发展当前进程。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T001表1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流强度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经济流总强度占比北京-164.417.265.96.86.15.044.912.69.628.9299.57.0668.027.9%天津164.4-9.851.03.93.73.025.82.93.349.451.15.0373.415.6%石家庄17.29.8-3.20.616.820.626.61.50.73.83.810.0114.64.8%唐山65.951.03.2-7.11.41.15.81.34.87.49.51.4160.06.7%秦皇岛6.83.90.67.1-0.30.20.80.21.10.91.10.223.21.0%邯郸6.13.716.81.40.3-74.54.80.532.22.71.33.6147.96.2%邢台5.03.020.61.10.274.5-4.40.40.22.41.03.7116.64.9%保定44.925.826.65.80.84.84.4-2.51.015.011.47.0150.06.3%张家口12.62.91.51.30.20.50.42.5-0.50.81.30.324.91.0%承德9.63.30.74.81.132.20.21.00.5-0.81.00.255.32.3%沧州28.949.43.87.40.92.72.415.00.80.8-7.16.5125.85.2%廊坊279.551.13.89.51.11.31.011.41.31.07.1-1.6369.716.3%衡水7.05.010.01.40.23.63.77.00.30.26.51.6-46.72.0%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和高德官网的数据资料计算汇总整合（一）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分析一是从宏观的经济流总强度数据来看。一方面，北京的经济联系度最高，天津紧随其后，北京和天津的经济流强度远超河北省各市（见表1）。这说明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城市群中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最为密切，同样也是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另一方面，河北省内唐山、石家庄、保定、邯郸、邢台和沧州的经济流强度较为接近，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内也相对靠前。其中，廊坊的经济流强度在河北省内位列第一，与北京、天津的经济联系强度最高。这主要是因为廊坊地处京津冀的中心，距北京40公里，距天津60公里，凭借着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和较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与北京、天津有着紧密的经贸关系和文化联系，因而成为京津两大城市的最佳对接点，形成了独特的“京津廊”三角形结构。河北省西部城市承德、秦皇岛、衡水等其余城市的经济流强度较低，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末尾，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较低。二是从微观的三次产业经济流强度数据来看（如图1所示）。一方面，邯郸、邢台及承德第一产业经济流强度最大，这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因素，河北省是中国重要粮棉产区，邯郸、邢台位于华北平原上，地势开阔适宜种植。另一方面，北京、天津及廊坊第二、三产业经济流强度最大，这也印证了京津“双核心”对廊坊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京津廊地域相近、文化同源、产业互补、物质基础雄厚，具有打造京津廊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发展潜力。享有“京津走廊上的明珠”的美誉的廊坊，在区域发展中承载着京津城市功能疏解和对接发展战略的时代责任。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经济联系强弱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城市群内部发展失衡，整个城市群呈现“双核心，两端化”的空间布局。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F001图1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图（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分析一是从宏观的经济流总强度数据来看（见表2）。苏州的经济流强度最大，上海与苏州的经济流强度最为接近，说明上海、苏州与其余各市的经济联系最为密切。在其余城市中，经济流总强度位居前三的分别为无锡、杭州、南京，这些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互动作用较强，经济活动较为活跃。位列前五名的城市经济流强度总量占整个区域经济流强度总量的50%。从地图来看，苏州、无锡和南京隶属于江苏省，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度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省的沿江和环杭州湾一带。其次，金华、宣城、台州、安庆、铜陵、池州、舟山的经济联系强度都小于100，它们都隶属于浙江省和安徽省，因此，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苏北和浙江西南部地区的城市的经济流强度相对较弱。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T002表2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流强度表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上海-26.4101.840.3253.2125.917.316.212.68.681.739.289.731.3南京26.4-22.332.525.714.610.048.645.022.514.14.45.37.1无锡101.822.3-97.6430.352.010.613.012.116.519.48.821.59.9常州40.332.597.6-74.429.38.714.523.530.612.94.68.68.5苏州253.225.7430.374.4-66.912.914.913.218.546.719.081.541.2南通125.914.652.029.366.9-16.515.19.627.414.98.213.26.6盐城17.310.010.68.712.916.5-12.15.721.94.62.62.81.7扬州16.248.613.014.514.915.112.1-133.249.26.42.43.13.1镇江12.645.012.123.513.29.65.7133.2-24.65.01.92.62.6泰州8.622.516.530.618.527.421.949.224.6-5.72.94.12.9杭州81.714.119.412.946.714.94.66.45.05.7-38.863.137.8宁波39.24.48.84.619.08.22.62.41.92.938.8-14.73.7嘉兴89.75.321.58.681.513.22.83.12.64.163.114.7-14.8湖州31.37.19.98.541.26.61.73.12.62.937.83.714.8-绍兴32.34.57.94.018.56.21.91.91.52.4192.930.221.26.7金华10.42.32.91.65.82.51.01.10.81.117.16.83.71.9舟山3.30.50.80.41.60.80.30.30.20.32.513.31.00.4台州9.41.82.61.55.22.41.00.90.71.18.514.23.01.2合肥9.325.65.24.76.94.23.36.94.04.35.02.12.12.0芜湖7.131.64.64.75.83.42.04.93.52.85.31.71.92.4马鞍山4.957.13.74.02.22.51.54.94.12.42.80.91.11.4铜陵2.13.60.90.81.30.70.50.90.60.51.50.50.50.6安庆3.64.31.51.32.21.30.81.30.91.42.40.90.90.9滁州6.5104.34.24.15.23.92.912.46.35.43.51.21.31.7池州1.52.10.60.60.90.50.30.60.40.41.00.40.40.4宣城6.28.53.32.74.91.60.81.71.41.45.31.31.82.9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经济流总强度占比上海32.310.43.39.49.37.14.92.13.66.51.046.2941.011.5%苏州4.52.30.51.825.631.657.13.64.3104.32.18.5524.86.4%南京7.92.90.82.65.24.63.70.91.54.20.63.3854.110.4%无锡4.01.60.41.54.74.74.00.81.34.10.62.7416.35.1%常州18.55.81.65.26.95.82.21.32.25.20.94.91159.014.1%南通6.22.50.82.44.23.42.50.71.33.90.51.6430.45.3%盐城1.91.00.31.03.32.01.50.50.82.90.30.8143.81.8%扬州1.91.10.30.96.94.94.90.91.312.40.61.7369.64.5%镇江1.50.80.20.74.03.54.10.60.96.30.41.4316.03.9%泰州2.41.10.31.14.32.82.40.51.45.40.41.4258.83.2%杭州192.917.12.58.55.05.32.81.52.43.51.05.3598.97.3%宁波30.26.813.314.22.11.70.90.50.91.20.41.3224.82.7%嘉兴21.23.71.03.02.11.91.10.50.91.30.41.8363.94.4%湖州6.71.90.41.22.02.41.40.60.91.70.42.9193.52.4%绍兴-8.61.75.21.91.70.90.50.81.20.31.5356.64.4%金华8.6-0.55.61.40.90.50.40.90.70.30.779.61.0%舟山1.70.5-0.90.20.20.10.10.10.10.00.129.60.4%台州5.25.60.9-1.00.70.40.20.50.50.20.569.30.8%合肥1.91.40.21.0-14.28.04.29.816.02.54.0148.81.8%芜湖1.70.90.20.714.2-27.35.73.66.52.215.1159.92.0%马鞍山0.90.50.10.48.027.3-1.61.47.30.84.3146.11.8%铜陵0.50.40.10.24.25.71.6-3.51.15.92.440.50.5%安庆0.80.90.10.59.83.61.43.5-1.58.91.756.40.7%滁州1.20.70.10.516.06.57.31.11.5-0.62.0200.22.4%池州0.30.30.00.22.52.20.85.98.90.6-1.032.80.4%宣城1.50.70.10.54.015.14.32.41.72.01.0-77.30.9%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和高德官网的数据资料计算汇总整合二是从微观的三次产业经济流强度数据来看（如图2所示）。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联系强度差异显著，第一产业经济联系弱，二三产业经济联系较强，但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一带。是由于该区域区位优势突出，拥有现代化江海港口群和机场群，高速公路网比较健全，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面朝内陆拥有广阔的国内经济腹地，对外有着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强大市场吸引力。总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单核心、多中心、C型带”特征的空间结构。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F002图2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图（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分析一是从宏观经济流强度数据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多数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较为均匀，整体城市经济流强度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见表3）。经济流强度前四位分别是广州、深圳、佛山和香港，四个城市占据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流总强度的75%左右，说明这三个城市在区域内与其他各市联系都极为密切，可以看作是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其中，佛山的经济联系强度要高于香港，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佛山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地处广东省中部、珠三角腹地，毗邻港澳、东接广州、南邻中山，与广州共同构成“广佛都市圈”，此外，广州、佛山还在积极地推进同城化合作。因此，广州、佛山两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较高，佛山同样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这极大地推动佛山对外经济联系与互动。其余7市的经济流强度差异较小，经济发展水平相近。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T003表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流强度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香港澳门经济流总强度占比广州-108.2862.9145.341.419.660.348.923.763.512.81 386.521.8%深圳108.2-42.580.320.510.817.58.254.5823.87.11 173.518.4%佛山862.942.5-37.317.57.659.124.99.329.86.51 097.217.2%东莞145.380.337.3-12.67.013.86.323.839.54.2370.15.8%中山41.420.517.512.6-20.438.33.43.715.59.4182.62.9%珠海19.610.87.67.020.4-10.72.02.436.1182.7299.34.7%江门60.317.559.113.838.310.7-10.34.216.88.2239.33.8%肇庆48.98.224.96.33.42.010.3-1.96.01.4113.41.8%惠州23.754.59.323.83.72.44.21.9-32.71.7157.82.5%香港63.5823.829.839.515.536.116.86.032.7-27.11 090.917.1%澳门12.87.16.54.29.4182.78.21.41.727.1-261.14.1%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和高德官网的数据资料计算汇总整合二是从微观三次产业经济流强度数据来看（如图3所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二三产业，粤港澳大湾区已完全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将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城市化进程远高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呈现空间上的“多中心、网络化”的形态特征。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F003图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图（四）三大城市群经济流强度对比分析根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横向对比发现三大城市群空间结构分别具有以下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双核心、两端化”，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单核心、多中心、C型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的形态特征。三大城市群之所以出现“分殊性”的空间结构，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中心城市数量不同。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相对较多，而京津冀城市群仅有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核心城市，同时，北京和天津还是区域内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相对较少。二是城市群之间交通通达度不同。在京津冀城市群内，北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西南部的衡水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城际列车、高铁、高速公路等线路覆盖率较低。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发展先行是交通”，交通不便大大阻碍了这些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导致这些城市在城市群中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较低。三是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联系亲疏有别、发展不均衡。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经济联系强度远高于河北省，且河北省内东部地区经济联系远高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弱。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远高于京津冀，而且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较为均衡。以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00的城市在该区域城市群的占比为例，京津冀占比为30.7%，长三角占比为27%，粤港澳大湾区占比为0%。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当务之急在于切实加快消除行政壁垒分割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负向作用，攻坚克难，打破体制掣肘，推动市场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具有多个中心城市、区域发展较为均衡。 “多中心”城市群体系作为城市群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在空间上有别于其他城市，其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能够充分协调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使内部要素和区域资源形成整体扩散效应，推动形成分工明确、功能合理、优势互补、产业协调、布局科学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在“多中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下，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拥有了更强有力的经济辐射作用与发展势能。虽然京津冀地区自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流的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当前，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均衡度较弱，依旧处于“双核心、两端化”的阶段，京津两地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尤其是河北省内经济流强度低的中小城市发展势能低迷。因此，京津冀城市群亟需在协同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科学规划城市功能，合理定位，错位发展，避免出现城市群内部的过度竞争以及“同质同像”，不断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朝向“多中心”趋势发展，带动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五经济流视角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三地发展实力得以明显提升。但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强度数据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及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面对当前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要求，如何推动城市群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更科学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更好地提高协同发展水平应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新阶段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从经济流视角，将经济流强度模型中的GDP、人口和交通三个变量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进行分析，提出未来京津冀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点和路径。（一）着力于形成京津冀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所以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主要由于区域内其他兄弟城市经济持续增长，与核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逐渐缩小，核心城市所具有的独特的竞争优势慢慢向区域内其他城市辐射。“多中心”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加速资源要素均衡流动，促使城市群内部高度对接，形成联系紧密且经济关联度高的整体。与此同时，当城市群内部发展变化趋势逐渐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和错位化的特征，也就标志着城市群步入了“后极化”的成熟阶段［25］。因此，在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要着力妥善处理好“府际协同”，破除行政体制壁垒，以此推动城市群空间布局的合理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身兼多重身份的北京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生产、生活、生态布局不合理或不匹配等问题，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城市功能运转与可持续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精简城市功能，转移中央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单位和企业总部，在北京周边集中打造若干特色、协同发展的“微中心”。一方面，应“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精心建设雄安新区，牢牢把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增强雄安新区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另一方面，发挥通州区“副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建设北京、天津周边特色新城。实施“通州向东”战略，推动北京 “副中心”与河北省廊坊市及北三县地区、天津市武清区等统筹发展，以全局观的视角整体规划，形成“体系分明、梯度合理、结构连绵、联动发展、高效融合”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体系。（二）着力于促进京津冀城市群“GDP”有量有质，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GDP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横向比较这三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GDP构成，不难发现这三大城市群之间经济支撑产业有所不同。京津冀第一产业的比例在三个城市群中比例最大并居于首位（如图4所示）。从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来看，三地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河北省第一产业比重占到GDP的十分之一，第三产业也远远落后于京津两地（如图5所示）。总体上看，北京已经进入服务型社会，天津市正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省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产业经济贡献率与京津两地相比具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F004图4产业结构占城市群GDP比重XX.XXXX/j.issn.1672-8106.2022.03.010.F005图5京津冀产业结构占GDP比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城市群发展的内在动力。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建立了产业结构合理、聚集效应明显、高水平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产业集群。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以广东为核心的我国最大的电子通信产业基地，西岸珠海、中山、江门一带，五金器具和家用消费品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同样，长三角地区在沿江沿海也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带。城市群内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合理分工产生了集聚效应，这为城市间要素流动提供了不竭动力。在新阶段亟需多措并举，使京津冀城市群“GDP”既有量也有质。一是做大三地市场主体。立足于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比较优势，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竞争优势的“立市产业”和“领军型”的优势企业。提高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一方面，提升现有企业的规模能级，盘活存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和中小创业型企业，做大增量。二是做优创新产业集群。目前，科技部按照“创新联系广泛、创新活动频繁、创新能力较强”的评选标准评定了3批、61个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单位，其中，京津冀区域占了4家，分布在北京、石家庄、保定和邯郸，这为京津冀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亟需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高科技、高效益、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创新，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做好科技转化承接体系。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打造“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河北制造”空间布局，将京津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到石家庄国家高新区、保定国家高新区、固安高新区等 “京南一区11园”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加快建设“展示、交易、转化、产业化”［26］四位一体的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优化研究环境，引导企业创新生产，提高项目研究的成果转化率。四是做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引领作用。在雄安新区打造一批创新性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依托京津两地丰富的人才储备和科技创新资源，建设雄安新区核心创新产业园区、科研创新基地和产学研联盟［27］。推动京津冀GDP增长保质保量，实现“数量追赶”与“质量追赶”“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并驾齐驱［28］。（三）着力于推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有序有畅，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改革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人力资源是支撑区域协同发展的第一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是区域合作的第一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马达”。与京津冀近些年的人才流出相比，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因交通、地域及产业聚集等优势，不断聚集各个行业的优秀人才，如今已经成为人才净流入最高城市群。《2021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显示，从空间格局看，人才生态高水平城市聚焦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些城市已经崛起成为我国人才生态高地［29］。目前，京津冀人力资源存在着开发环境落后、人口聚集、与产业融合度较差等问题。亟需深化改革以激励吸纳人力资源、推动人力资源跨区域有序有畅流动。一是开发高素质人力资源。京津冀地区高等院校要面向区域未来发展规划、科技创新走向“精准”培养人才。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开展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形成开放式、网络化、自主性的终身教育体系，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人员的创新能力［30］。二是优化人才政策环境。关注人才需求，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通过创新优惠政策引进和留住人才。如石家庄发布的《石家庄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不仅进一步优化了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还为承接京津两地人才和产业合作开辟了绿色通道。三是构筑区域人才共同体。随着城市空间联系的加强，产业导向的人口流动越来越活跃。流动人口红利能够为区域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31］。京津两地需充分发挥两地人才资源密集优势，加快“产学研”联盟建设，依托各自优势产业集聚人才资源，形成以“人才+产业”发展模式对外输出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从而推动《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更深层次、最大限度地实施，激发区域人力资源活力，实现京津冀三足鼎立、协同合作的“人才聚集新高地”。（四）着力于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纵横一体，进一步打造网状交通体系完善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能大大缩短城市间的空间距离，推动资源要素的内部流动。如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因素，紧靠东部的“黄金海岸”和长江的“黄金水道”大力修建港口，便利了城市之间水运交通，且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也通往全国各大城市。城市群在建设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的同时，也需要打造交通信息和服务的一体化平台。例如，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合肥、南京、苏州等7市推出“一码”通行服务，实现“一码”跨城无障碍坐地铁。诸多此类实践有力促进城市群内部联系和对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习近平在京津冀考察时强调“要立足于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市场一体化，推动交通一体化。”［32］因此，亟须建立京津冀城市群纵横一体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一是实现环京津1小时通勤圈，加快城际交通网络的建设。完善北京与周边城市的轨道交通线路，打破北京与周边地区“断头路”“瓶颈路”现象。加快建设京津冀区域城际铁路，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京津冀主要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网联通结网。二是建设完善的京津冀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已进入高铁快速发展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将与高铁网络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同步演进［33］。通过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和延伸，着力建成以“五纵两横”为核心的交通网络体系。三是发挥三地的区域交通区位优势。一方面培育分工明确的城市群机场体系，河北与京津各机场共同构建城市群机场分工体系，发挥北京大兴机场与首都机场双国际枢纽的作用，加大对京津冀周边城市的辐射。升级改造河北省内小型机场，提高运输机场通航运营水平。另一方面利用沿海城市港口优势，打造现代化综合性港口群，打破区域行政管制限制，科学定位、合理分工、深化合作，推动港口错位、高质量发展。天津港和河北港口需明确自身港口的功能定位，充分利用区域内资源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形成津冀港口联动共同体。通过京津冀海陆空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密切三地的合作与联系［34］。六结语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群和国家核心增长极。相比起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实力相对弱一些，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更为突出，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最低。本文通过构建经济流模型，发现京津冀城市群表现为“双核心、两端化”，长三角城市群表现为“单核心、多中心、C型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表现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结构特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地区的4个定位中，世界级城市群占有首要位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有战略思维，现阶段制约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瓶颈在于行政分割、市场分割和空间分割等所导致的要素自由流动限制，而破除瓶颈的关键在于开放的共生理念和同城化的顶层设计。京津冀城市需要在共生理念下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通过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形成多中心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利用城市群经济流的规模经济和溢出效应来缓解单个城市的拥挤效应，使要素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自由流动，改善经济空间联系格局，尤其在于以制度联动为引领突破行政区划限制，进行产业、人口、交通等方面的协同演进和同城化顶层设计，实现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关于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研究，未来仍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还需要进一步针对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核心要素、驱动因素等进行实证研究，用客观数据真实地反映其作用程度，探讨重塑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实现要素自由流动。